马云、刘强东下乡扶贫？——口号再漂亮也掩盖不了资本下乡的实质

文华

农民在逃离，资本在下乡来源：微工荟 作者：弼马温　　核心提示　　当绝大部分农民都逃离乡村时，互联网资本为何高调下乡?　　最近，互联网界的几位顶级大佬纷纷表示要下乡扶贫，振兴乡村。比如，河北省阜平县平石头村村委会正式聘请刘强东为“名誉村主任”，刘强东在其个人微博喊出：“三年内帮村里贫困户脱贫，五年内让全体村民年均收入翻10倍!”当然，马云也不甘落后，宣布正式启动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未来5年将投入100亿元到这项业务中，脱贫工作已成为阿里巴巴的战略性业务。而早几年前，马化腾就开始了新乡村行动，探索互联网企业公益下乡新模式。
　　来来来，温习下思想政治教育　　脸盲不识奶茶美的东哥说，三十年前大家都说好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再来帮没有富起来的人。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今天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在这么富有的情况下，国家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这是中国人，特别是已经富起来的人的耻辱。　　悔创阿里的杰克马又出金句，表示一个月挣一二十亿的人其实是很难受的，这个钱已经不是你的了，你没法花了。我们中国人富到什么程度了?大家都知道，富到了赚一个亿都是个小目标，富到了一个月赚几十亿已经让人很痛苦的时候了，富到了我们中国人全世界买买买。　　可是，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马云在汶川大地震时说过的话，“对那些荧光灯下的慈善捐款，我觉得每次捐1块钱就够了”。就在十九大召开前几个月，刘强东还公开表示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更有某左派大佬学者论证马云就是无产者。瞬间，我们仿佛穿越回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聆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谆谆教诲。真是令人无限感叹，同样是地球人，为什么人家的政治觉悟就那么高，成长那么快呢!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m0567co5upa&auto=1　　调侃归调侃，但人家互联网资本大佬确实在下乡，而千千万万的我们一直在逃离乡村。想想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广大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现在党中央号召振兴乡村，发现“一懂两爱”的乡村人才没有了，反倒是这些互联网资本大佬们积极响应。这又是为什么?　　农民初进城，资本初下乡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们农民就开始了第一波外出务工潮。只不过这次还不能称之为逃离乡村，农业还是普遍掌握在农民手中，仅仅因为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村人口进城流动打开了一个口子，比如最初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取消票证制度后，农民进城就变得更方便了。那个时候，中国整体上资本稀缺，还谈不上有资本要下乡，集中于城市的工业化资本化吸引了农民，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农村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初期高增长后长期陷于停滞。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工业对外的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出现产业过剩危机。这时候，产业领域中收益下降的企业家们开始要求产业资本进入农业。据说某年开两会的时候，有20多个大型企业联名写了个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业能够进入农村，理由就是今天文件上都写到的“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延伸产业链”以使得农业产业化收益增加，等等。　　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产业资本下乡，开始抢夺由农民自主的农业。相关部门和资本试图把土地兼并变成企业资产，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占有其剩余价值，这也是各级政府要求农村做的事情。其实质，无外乎是使得农业去资源化而实现资本化。只不过，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限制，在模式上它们并没有做到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大农场农业。但农业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环节都被资本控制，比如加工、仓储、零售、金融等等，仅仅是不赚钱的生产环节由农民来干活。　　中国农业被资本改造后，很快就进入了全面生产过剩。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淡水产品生产国，全世界70%的淡水产品在中国生产;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蔬菜生产国，全世界67%的蔬菜在中国生产，80%的大棚在中国;还有全世界51%的生猪、40%的柑橘和苹果等大宗农业产品中国都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9%。也就是说大宗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是世界2倍以上。　　我们为什么要逃离？　　在这样一种农业普遍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市场竞争风险也越来越大，普通农民无论生产什么都难以赚到钱，本来土地就很少，靠农业养家糊口都难。而那些农业资本企业，虽然他们搞的农业生产也不赚钱，但是有各种政府补贴，因为他们掌握话语权，说他们才是现代化农业的先进代表。大量名义上是支持三农的财政资金，其实都直接补贴了农业上下游的企业。农民能够拿到的种粮直补很少很少。最为讽刺的是，很多企业和大户在政府补贴的鼓励下积极流转土地，搞规模化种植。到了2015年，中国加入WTO对农业的保护到期，以及财政紧张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政府取消了大量农业补贴，很快，当初的“先进代表”纷纷跑路。
　　新世纪以来的这一波资本下乡抢占农业，农户家庭经营难以为继之时，产生了第二波农民外出打工潮。这是一次真正开始的逃离乡村!家乡不再有希望的田野，农民在农村已看不到希望。尽管从2004年开始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但这些补贴主要给了同期下乡的资本，无法阻止农民的逃离。中国加入全球化，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同时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建设，正好为逃离乡村的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注定了逃离乡村成为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于没有任何资本的小农来说，家乡那点土地资源近乎一文不值。更何况，第一次资本下乡搞工业化农业，给农村带来巨大无比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而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越是追求产量型农业的现代化，越是强求农民靠农业增收，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水资源破坏就会越严重;化学农业和设施农业(地膜和大棚)生产越是普遍，土地上施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养殖业使用的催长激素、抗生素和重金属等有害化学物质对农产品生产和居民食品安全造成的危害就越严重;越是在大城市集中搞“菜篮子”工程、“万头猪场”、“万头牛场”等大规模农业，就越会造成大规模牲畜排泄物的深度污染和防不胜防的人畜交叉感染疫病。　　政府喊资本一起来抄底　　这意味着，第一次资本下乡终于不得不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批判和质疑。中国也适时的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转型，鼓励发展绿色生产，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同时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环境保护政策。另外，这些年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物流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都得到极大的改善。如果说十六大以来的宏观政策的调整，对产业资本下乡起到了利好的作用，那么十八大以来新的宏观政策的调整，又会对什么样的资本下乡起到利好的作用呢?　　仅仅几年前，包括互联网界的这些新兴资本集团，还在大力支持各种网络舆论和民间组织，大肆宣扬普世价值，批判专政独裁。谁又能想到，世道尽变得这么快，一下子他们都信仰共产主义了。他们响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号召，下乡扶贫振兴乡村，方能得到政策和补贴的支持。在一个资本全面过剩和市场垄断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他们很清楚，没有权力和政策的保护就不可能开辟新的业态和市场，就不可能得到超额利润。　　乡村对我们小农来说，如果没有资本投入去进行开发，那就算是绿水青山也不可能自动变成金山银山。农民持续的逃离乡村很多年了，大量土地休耕和抛荒，看上去一文不值了。但这正好是新一轮资本下乡抄底的时候，他们甚至已经打好了漂亮旗号。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动的改革，也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原本受制于社会主义宪法的约束，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得买卖为非农民占有。但土地三权分置和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都打开了资本参与交易的缺口，建立保护资本参与的法律法规。　　对此，我们普通小老百姓大约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也许未来你到家乡的绿水青山里走一走，发现是要交费的……最后，我们也要“两学一做”，学习先进觉悟的马云同志。　　马云语录　　马云说，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不矛盾，脱贫攻坚和保护环境必须结合，渠道建起来，技术引进来，换一种方式，依旧可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表示，我们非常关注森林、珍稀动物、水等自然资源，我们可以买下这个地的保护权，把珍稀动物、珍稀树林、稀缺水资源保护起来。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里面就藏着金山银山。　　马云还表示，他与腾讯公司董事长马化腾是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合主席，“我们主要的责任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进行保护地建设，我们希望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保护中国1%的土地。”双赢的背后——电商资本参与扶贫的利益逻辑来源：激流网 作者：斯星
　　就在11月29号马云在乌镇高调说出那句“一个月挣一二十亿的人其实是很难受的，一个月挣一两百万的人那是相当高兴。”的新金句之后不久，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12月4号的乌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暗怼了马云，顺带了怼了一个亿小目标的主角王健林。　　让我们看看这位CEO是怎么说的，“中国还有几千万人极端贫困，这是富人的耻辱”。只是听完这句话，你可能也会被他的平等精神和凌然大义所感染，当然，不只有你会可能这么想，下面这位教授对这段话的评价就更高了。　　
　　看哪!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显现着共产主义的光芒，仿佛但凡是在大会上说两句关爱人民群众的好话，就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评论区的回复：“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财富真的是智慧的回报。”更有点让人难以相信博主竟是一位兼通政治经济学的教授。　　抛开这一切言论不提，刘强东等资本家，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投资扶贫，出于什么目的加入这场席卷全国的扶贫大潮，这行为背后的资本逻辑，恰恰是我们想要去剖析的。“扶贫”背后的巨大利润　　我们常说，资本总是逐利而行的，这不仅是每一个身处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人的直觉，也被政治经济学严谨的论述所证实。如果你发现，资本好像不求回报地投往某个领域，某个区域，那很有可能只是你没有发现这个领域的利润点，比资本鹰犬们的嗅觉晚了半分。　　对于电商来说，交通和信息等条件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广大农村的市场潜力尚可挖掘——那里有着大量亟需销售渠道以实现价值的农产品。我国2016年的城镇化率仅为53.7%[1]，仍有近一半人口为农村人口，但农村网民的占比仅有26.9%[2]。这其中将近20%的差值，对于紧密依赖互联网生态盈利的电商而言，是个不可忽视的增长点。同时，大量的农产品，特别是优质但却缺乏上行渠道的农产品，与电商平台的合作更是一拍即合。　　京东生鲜事业部运营总监储著鋆在今年七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说：“……2016年底，京东与东港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首轮打造的“东港草莓”品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东港草莓在京东的售价是30多元一斤，超过北京市场平均15元一斤的价格。但由于品质口感非常好，上线之后迅速成为了网红热销品……农产品上行是京东生鲜的重点发力方向。”京东高管所举的案例，只不过是农村电商市场繁荣的一个形象缩影，早在2015年，农村电商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530亿元，并预计在2016年达到4600亿，将成为零售电商市场新的增长点。[3]政府和资本的合作——利润放大　　在资本涌入农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政府和资本的高度合作。　　2016年1月22日，京东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了《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在发布会上阐明了京东加入的理由和合理性。而在这之前一年的11月，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将电商扶贫正式纳入精准扶贫体系，提出加快贫困地区的物流体系建设。就在前文提到的采访中，京东生鲜事业部运营总监储著鋆还说，“中国有很多地区有很好的农产品，但并不是都被人所知，京东希望通过与各地政府的合作，把优质产区的优质农产品卖往全国。”　　那么，在这场资本和政府的合作之中，地方政府究竟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首先自然是作为产业的引进者和产品的提供者的身份。乡村的小农经济在市场体系中处于严重的弱势地位，只能尽力以差异化产品争取高端市场，虽然这不过像是一整个庙的和尚抢一碗粥。当地方在扶贫的政策指挥棒下一窝蜂地钻进发展特色农产品之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泛滥的“特色”产品中杀出重围。在这种背景下，电商也就成为了救世主一样的存在，而处于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的电商也可以从容地挑选最适合盈利的产品套取利润。　　“东港大米、东港草莓、东港梭子蟹、东港大黄蚬、东港杂色蛤等农产品很早就成为了国家级的地标性产品，但是，由于过去没有进行品牌化和产业化运作，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互联网和电商无疑打开了一道大门。”时任东港市市委书记杨乃文的这番话也正折射现有环境下地方政府和电商合作的关系。　　其次就是作为国家扶贫补贴政策的执行者。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旗之下，我们发现，有许多针对民营企业雇佣建档贫困户的补贴政策。对于包括电商在内的资本来说，一个极为有利可图的局面也就形成了，无论是雇佣这些农民做任何工作，本身也就只需要付出相对极为低廉的薪资水平，享受贫穷带来的人力红利，如今更有国家专项政策补贴，确实是锦上添花，资本大鳄们也就当然蜂拥而入了。　　
　　某省的扶贫补贴政策一边倒的舆论——资本下乡是谁的施舍？　　在理清了电商资本下乡的逻辑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背后的利益链条：　　一方面依托于广阔农村尚未耕耘过的商业土壤所蕴含的巨大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又有地方政府在扶贫政策下的优惠政策和补贴。电商资本下乡，无论他是否打着扶贫的旗号，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资本交易。　　“刘总在内部说过很多次，如果只是考虑成本和利益，我们就不会来做扶贫这件事。”京东执行副总裁蓝烨说，“但这绝对不仅仅是公益的，农村市场就摆在那里，我们必须提前投资。”　　从这位高管略显矛盾的发言中，显然可以发现，刘强东作为大众认知中京东的代表，他的言行都和他的“脸盲”论、马云的“乡村教师”身份是一个性质，早就成了企业营销的一部分，越是大场合炮就打得越响，吃瓜群众还是反着来理解比较好。　　资本为了逐利而精明地选择自己的目标，把触角伸向每一个可能的角落，还努力拉拢地方政府扩大利益集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要面对无法续命的危机。　　目前看来，在京东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中，资本家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地方政府发展了地方产业，记下几笔亮眼的功绩，广大农民也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收益，这个三角结构似乎运行得还颇为稳固，然而我们一定不能忘了这里面的利益失衡。京东的“扶贫”只是做了供应渠道上的转换，并没有给整个农产品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人被“扶”起来了，自然就有人跌下去；那些被放弃的供应商或许因为产品单一或价格过高，或许因为没有政府介入的优厚条件，又或者只是缺乏“贫穷”这一要素作为卖点，便只能另寻他路了。　　京东大可以在商品界面里加上“扶贫”两个大字唤起消费者的善心，然而对消费的刺激总是敌不过产量的过剩，消费者的胃口和钱袋都不会无限制地膨胀下去，京东可以在新的商机面前大费周章，当然也能在利润见薄时抽身而退，留下农民无能为力地吞下市场风险的苦果。　　最为重要的是，农民以低廉的价格把农产品卖给企业的时候，他们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将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贡献给下游的资本巨鳄。恰如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大举投资不只像国内媒体宣传的那样宏伟而仁慈，而是引发了许多地区居民的激烈反抗，在资本主义关系下，贫困者不过是获得了被直接剥削的机会，却没有主动翻身的可能。　　这样的剥削关系，却还因为大佬们扶贫的幌子，收割着舆论支持、口碑和道德制高点，而这些，不也是从这些所谓被扶贫群众那里创生出来的吗?在今天，资本已经愈发发现，这些舆论上的“剩余价值”——口碑，企业道德，信誉等等，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变现潜力。　　这也是现代资本，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他想给资本、资本主义以体温，但是如果你有一把镰刀，去划开资本的动脉，你就会发现，流出来的还都是冰冷而且污秽的血。　　[1]来自国家统计局。　　[2]来自《第四十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　　[3]来自京东大数据和京东云提供数据支持的《2016中国农村电商消费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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